五月风暴”，让想像夺权
1997年，法国一家报社在18-30岁的年轻人中作调查，被问及“你是否向往1968年5月”时，55%的人回答：不，谢谢。
这早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五月风暴”另一个最常见的提法是“五月革命”——今天的年轻人甚至连隔岸观火的凭吊的兴趣都不会有。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那就是：我现在活得不赖。
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越来越有效地抑制不满、消除不满。继“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之后，那个叫作福山的日本人又跳出来高唱“历史终结”的福音——从此，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同世界啦。
但在1968年，文明有太多的不满需要宣泄，有太多的欲望——这是当时流行的字眼——需要被赋予现实的形式。这是一场事先毫无征兆的革命，法国作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强国正在戴高乐领导下，像一台精确无误的社会理性的机器一样正常运行。但是突然，齿轮飞脱，一切都散架了。假如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则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场自发自主的革命，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为面包、为蔷薇的革命。
戴高乐借助“二战”形成的克里斯玛光环将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建立起第五共和国，经济至上，强国至上，但民众诉求与其权威主义却形成愈来愈大的断层，这一断层终于引爆了革命。1789-1848-1871的法兰西革命传统，给1968提供不竭的思想能源，而激进主义的60年代精神也煽风点火，政治上，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旗帜，文化上，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提供了火药和汽油。
改善物质状况的诉求在这场风暴中退居次要，工人并不满足于增加面包、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他们更沉迷于一场反抗异化的主体的革命，一场身心俱焚的狂欢节。民族主义被当作戴高乐别有用心的统治手腕遭到漠视，学生高举越南国旗，在德裔的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被政府驱逐出境后又高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五月风暴”的普世主义情怀。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自发的、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革命，这使它注定失败。但是，形形色色的西马团体在“五月风暴”中理论先行、凌空蹈虚的教条主义表现更加映衬出“五月风暴”行动主义的革命本色，一种即时行动的空前激情和斗争策略赋予这场风暴狂放有力的线条和色彩，在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墙上标语上，法兰西，一跃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乌托邦。
有人说，“五月风暴”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见《读书》1998年第5期王昶《1968年5月，或，我为叹息》）但什么是、又如何分清“五月风暴”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难道要那几个喜欢吹牛和绝交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像切面包一样分开梦和现实并判别哪一块更大？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无所谓失败的。而“五月风暴”，如果非要评价，也只能说，在社会革命上，它失败了（但埋下了变革的火种，例如，第二年，戴高乐下台），但在文化革命上，它无疑胜利了。“五月风暴”和美国青年的嬉皮、花童、性解放和摇滚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颠覆“单面人”异化社会的感性的解放。它引爆了文化领域的其他革命，“五月风暴”是萨特的思想实验场，也是新一代理论家拉康、德吕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对发明“电影传单”的戈达尔、特吕弗等人来说，法国电影史从此改写。对布托尔、萨洛特、杜拉等“新小说”作家来说，文学的先锋与政治的先锋、占领作协办公室与创造午夜出版社是合一的，而戴高乐分子马尔罗、莫里亚克只能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秩序的江郎才尽的捍卫者。
对戴高乐五体投地的右翼大师雷蒙·阿隆的自传前几年在中国出版，用阿隆给萨特、用改良给革命败败火解解毒，未尝不可，但有论者以“五月风暴”后学生也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来论证革命的虚妄，则是成王败寇史观的某种变相发作。不错，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如今是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在他时隔30年后的自传《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也确有“我们当年干了无数的蠢事”的感慨，但问题是：他仍为“五月”而骄傲。
“五月”学生非但无须承担历史罪责，反而应当引以为豪，当一个法国家庭中的父母慢慢懂得与孩子平等交流，我们知道，这是“五月”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当年的托派领袖若斯潘已经成为法国总理，“成为体制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浪漫主义的青年和革命，未必会有日后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改良。正如“五月风暴”最令人激赏的两句著名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以及“让想象夺权”——乌托邦激情（不是乌托邦政纲）或者说理想主义和想象力，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本土语境下夸大革命或改良，容易演变为奢侈的伪问题。反传统之后是整理国故，主义之后是问题，萨特之后是阿隆，启蒙之后是学术……历史的钟摆总是这样。“五月风暴”之后，法国亦有所谓“结构不上街”，但未见得有多少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高扬“人文精神”或论证为何“结构不上街”，倒是从萨特的“介入”到“福柯”的“具体斗争”到德里达的重寻马克思，左派积极传统一脉相承。
布努埃尔是到了晚年才写回忆录，而我们还没老，我们会回来。
1968年5月，或，别为我叹息。
世纪词典：MAY，68
楠泰尔事件
1968年1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惟一答复。”学生中有人突然发出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3月21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22日，科恩·邦迪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3月22日运动”于是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会聚，渐成规模。
朗格鲁瓦事件
这是“五月风暴”的另一场序曲。由于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深孚众望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 “教父”。2月14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16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戈达尔、特吕弗、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4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4月21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
大事记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
5月3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警方冲入校园，逮捕500多名学生。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
5月8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
5月9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布朗肖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
5月10日，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
5月11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
5月13日，法国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
5月14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访问。
5月15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米歇尔·比托尔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
5月18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
5月20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
5月21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
5月22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
5月24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
5月25日，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政府代表中有一位年轻的官员—— 希拉克。
5月27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5月29日，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
5月30日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反讽苏军镇压1953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
6月1日，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
6月10日，选举开始。
6月16日，撤离索邦。
6月30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风暴”彻底结束了。
“后现代”是否令世界有所改变？
利奥塔在“五月风暴”30周年的纪念日前夕辞别了这个世界，“五月风暴”对于利奥塔和他的思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难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闪烁不定。不管对于“后现代”的界定如何歧义纷呈，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五月风暴”不仅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实践动力，而且也充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熔炉。
“五月风暴”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在那一时刻，妇女得到了解放，性行为变得空前自由与随便，工人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符合人性；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和他那些不肯屈就于“后现代”名下的同事们决定不再紧随他们前辈的足迹、不再卷人同样日复一日的“学院政治”体制之中；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们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他们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五月风暴”将他们领向了反体制的道路。尽管在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过程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所有那些人，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最积极的批判者哈贝马斯，也无法否认“五月风暴”在他们心路历程中烙下的深深的印迹。
如今30年过去了，1968年的愤怒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很好的职业生涯，买了股票，成了他们一度想要破坏的体制的组成部分。当年焚烧汽车的青年如今驾着豪华汽车聚集在巴黎某个酒吧，用回忆的狂欢来庆祝“五月风暴”30周年纪念日。以前的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现在是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如今成了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现在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日报》的主编，昔日的青年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的“五月风暴”分子，现在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难怪《新闻周刊》描述这些在“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政府官员和巴黎媒介的头面人物时，用了嘲讽性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变革的鼓吹者面目开始其人生旅途的学生，如今是否已成了其自身的敌人。显然，这些激进主义者面临着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作出什么解释。丹尼尔·科恩－班迪在他的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索性用“傻事”来形容他30年前的所作所为。相反，保守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却早在30年前，在最后的街垒被搬走后的几个星期，就已经作出了如下的预言：“所有的法国革命最终都强化了政权体制，恶化了官僚的集权化。”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1968年激进主义者的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实践了保守主义者的预言，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因为“五月风暴”实践了最富戏剧性的社会场景，反而使得如今的世界无戏可唱了？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1998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难怪当年的革命发源地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学生，如今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愿意公开姓名，没人想在个人履历上留下什么污点，对未来他们同样也不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30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如今要求的是“五月风暴”的对立面，对于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一份工作，而“五月风暴”只不过是“民间传说”。
法国作家艾尔维·阿蒙曾写过一部“五月风暴”专著《那一代人》，他将“五月风暴”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是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肯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富生命力的旗帜。
如果说“五月风暴”并没有改变世界，“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得与其对立面有所区别，那么在“五月风暴”中孕育而生的“后现代”思想是否令我们的知识图景有所改观？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改变从而最终改变这个世界呢？
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现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但是，利奥塔也一再强调宏大叙事的不可信，并不意味着一切叙事都是不可信的。
正是利奥塔所坚持的怀疑精神，赋予了知识分子对付绝对主义的策略，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包括对知识、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警惕），成为了任何讨论与批判的前提。事实上，“后现代”正在改变着世界，因为它成了许多学者完成独到而出色的工作的犀利武器，并对揭示隐蔽的结构性的不公平、反映弱势族群的利益等进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然而，如同芭芭拉·伊扑斯登指出的那样，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也在泛滥成灾，一种“后现代亚文化群”在学术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除了“后现代”，其他一切思想均被指责为陈旧和保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反抗霸权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而在后现代名义下展开的种种关键词的堆砌，宣言声讨式的檄文、艰涩隐晦的文风，正在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沦为令人厌恶的知识傲慢和调皮的知识分子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同样没有使自身变得与其批判对象有什么差别，它甚至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因为经过庸俗“后现代”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不再认真地看待事物，如今的农泰尔学院学生会不无怅然他说：“30年前，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人们事实上都严肃对待这种事情”。30年后，当丹尼尔·科恩一班迪重游故地讲述“30年后留下的东西”时，学生们只不过是在嬉笑声中向他的脸上扔了一块奶油蛋糕，唯一能让这位老前辈宽慰的是，这是现在被认为革命的姿态。
也许伊汉·哈桑的话是一语中的的，后现代主义既助长了不确定性，又助长了固有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武断地推论：也许“后现代”既令世界有所改变，又令世界无需改变？以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利奥塔，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却隐含了一个存而不论的问题：
在“五月风暴”的动荡岁月里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30年后又会怎样？
我们以及我们的思想是否会令世界有所改变？
他们到哪里去了？
30年前法国的5月让世界为之震惊。当时北半球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则是骚动的震中。在巴黎，整个拉丁区成了古希腊论坛，有报道说：巴黎被一个“哲学运动”统治着，而抗议对象可谓斑驳陆离，从学院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1968年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导致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5月13日，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这所大学向所有人开放：学生，还有工人”。学生们还在校园内上演心理分析剧，就像是过狂欢节。
许多地方被接管。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作家们也占领了他们的会所，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们则使拉丁区内充满催泪弹的气味。戴高乐总统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一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
然而5月30日，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他在电台发表演讲，演讲从他神话般的战时经历讲起，号召人民爱国。“沉默的大多数”厌倦了大街上的喧闹，并开始担心即将到来的物质匮乏。他们响应了领袖的号召。骚乱在6月份结束了。
1968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马丁·路德·金遇刺。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只有英国例外，这是一个300年来没有革命的国度，并且对下一次革命缺乏兴趣。
1972年萨特说，有那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1968年以来就不愿再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了，“我把我自己也列在这类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他接着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可称为意识形态旨趣的东西。他认为“确实有一种古典的知识分子”。
当一回“古典知识分子”，也许只是每个人年轻时必有的一次即兴狂欢。在五月风暴中“反对爸爸”（爸爸是巴黎警方的高级负责人）而出名的两位大学生兄弟现今在何处？皮埃尔成了银行家，马里安当上了英文教授。他们的孩子该反对他们了。
那些曾经有过和我曾见过的可爱的年轻人，像古希腊人一样纯洁爱智、幼稚过但永远认真的年轻人，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否就潜藏在或永远消失在一张张成熟圆融的脸孔后面？
1997年，法国一家报社在18-30岁的年轻人中作调查，被问及“你是否向往1968年5月”时，55%的人回答：不，谢谢。
这早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五月风暴”另一个最常见的提法是“五月革命”——今天的年轻人甚至连隔岸观火的凭吊的兴趣都不会有。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那就是：我现在活得不赖。
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越来越有效地抑制不满、消除不满。继“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之后，那个叫作福山的日本人又跳出来高唱“历史终结”的福音——从此，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同世界啦。
但在1968年，文明有太多的不满需要宣泄，有太多的欲望——这是当时流行的字眼——需要被赋予现实的形式。这是一场事先毫无征兆的革命，法国作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强国正在戴高乐领导下，像一台精确无误的社会理性的机器一样正常运行。但是突然，齿轮飞脱，一切都散架了。假如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则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场自发自主的革命，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为面包、为蔷薇的革命。
戴高乐借助“二战”形成的克里斯玛光环将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建立起第五共和国，经济至上，强国至上，但民众诉求与其权威主义却形成愈来愈大的断层，这一断层终于引爆了革命。1789-1848-1871的法兰西革命传统，给1968提供不竭的思想能源，而激进主义的60年代精神也煽风点火，政治上，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旗帜，文化上，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提供了火药和汽油。
改善物质状况的诉求在这场风暴中退居次要，工人并不满足于增加面包、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他们更沉迷于一场反抗异化的主体的革命，一场身心俱焚的狂欢节。民族主义被当作戴高乐别有用心的统治手腕遭到漠视，学生高举越南国旗，在德裔的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被政府驱逐出境后又高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五月风暴”的普世主义情怀。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自发的、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革命，这使它注定失败。但是，形形色色的西马团体在“五月风暴”中理论先行、凌空蹈虚的教条主义表现更加映衬出“五月风暴”行动主义的革命本色，一种即时行动的空前激情和斗争策略赋予这场风暴狂放有力的线条和色彩，在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墙上标语上，法兰西，一跃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乌托邦。
有人说，“五月风暴”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见《读书》1998年第5期王昶《1968年5月，或，我为叹息》）但什么是、又如何分清“五月风暴”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难道要那几个喜欢吹牛和绝交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像切面包一样分开梦和现实并判别哪一块更大？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无所谓失败的。而“五月风暴”，如果非要评价，也只能说，在社会革命上，它失败了（但埋下了变革的火种，例如，第二年，戴高乐下台），但在文化革命上，它无疑胜利了。“五月风暴”和美国青年的嬉皮、花童、性解放和摇滚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颠覆“单面人”异化社会的感性的解放。它引爆了文化领域的其他革命，“五月风暴”是萨特的思想实验场，也是新一代理论家拉康、德吕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对发明“电影传单”的戈达尔、特吕弗等人来说，法国电影史从此改写。对布托尔、萨洛特、杜拉等“新小说”作家来说，文学的先锋与政治的先锋、占领作协办公室与创造午夜出版社是合一的，而戴高乐分子马尔罗、莫里亚克只能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秩序的江郎才尽的捍卫者。
对戴高乐五体投地的右翼大师雷蒙·阿隆的自传前几年在中国出版，用阿隆给萨特、用改良给革命败败火解解毒，未尝不可，但有论者以“五月风暴”后学生也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来论证革命的虚妄，则是成王败寇史观的某种变相发作。不错，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如今是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在他时隔30年后的自传《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也确有“我们当年干了无数的蠢事”的感慨，但问题是：他仍为“五月”而骄傲。
“五月”学生非但无须承担历史罪责，反而应当引以为豪，当一个法国家庭中的父母慢慢懂得与孩子平等交流，我们知道，这是“五月”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当年的托派领袖若斯潘已经成为法国总理，“成为体制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浪漫主义的青年和革命，未必会有日后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改良。正如“五月风暴”最令人激赏的两句著名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以及“让想象夺权”——乌托邦激情（不是乌托邦政纲）或者说理想主义和想象力，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本土语境下夸大革命或改良，容易演变为奢侈的伪问题。反传统之后是整理国故，主义之后是问题，萨特之后是阿隆，启蒙之后是学术……历史的钟摆总是这样。“五月风暴”之后，法国亦有所谓“结构不上街”，但未见得有多少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高扬“人文精神”或论证为何“结构不上街”，倒是从萨特的“介入”到“福柯”的“具体斗争”到德里达的重寻马克思，左派积极传统一脉相承。
布努埃尔是到了晚年才写回忆录，而我们还没老，我们会回来。
1968年5月，或，别为我叹息。
世纪词典：MAY，68
楠泰尔事件
1968年1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惟一答复。”学生中有人突然发出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3月21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22日，科恩·邦迪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3月22日运动”于是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会聚，渐成规模。
朗格鲁瓦事件
这是“五月风暴”的另一场序曲。由于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深孚众望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 “教父”。2月14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16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戈达尔、特吕弗、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4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4月21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
大事记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
5月3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警方冲入校园，逮捕500多名学生。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
5月8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
5月9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布朗肖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
5月10日，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
5月11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
5月13日，法国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
5月14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访问。
5月15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米歇尔·比托尔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
5月18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
5月20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
5月21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
5月22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
5月24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
5月25日，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政府代表中有一位年轻的官员—— 希拉克。
5月27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5月29日，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
5月30日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反讽苏军镇压1953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
6月1日，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
6月10日，选举开始。
6月16日，撤离索邦。
6月30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风暴”彻底结束了。
“后现代”是否令世界有所改变？
利奥塔在“五月风暴”30周年的纪念日前夕辞别了这个世界，“五月风暴”对于利奥塔和他的思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难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闪烁不定。不管对于“后现代”的界定如何歧义纷呈，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五月风暴”不仅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实践动力，而且也充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熔炉。
“五月风暴”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在那一时刻，妇女得到了解放，性行为变得空前自由与随便，工人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符合人性；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和他那些不肯屈就于“后现代”名下的同事们决定不再紧随他们前辈的足迹、不再卷人同样日复一日的“学院政治”体制之中；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们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他们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五月风暴”将他们领向了反体制的道路。尽管在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过程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所有那些人，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最积极的批判者哈贝马斯，也无法否认“五月风暴”在他们心路历程中烙下的深深的印迹。
如今30年过去了，1968年的愤怒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很好的职业生涯，买了股票，成了他们一度想要破坏的体制的组成部分。当年焚烧汽车的青年如今驾着豪华汽车聚集在巴黎某个酒吧，用回忆的狂欢来庆祝“五月风暴”30周年纪念日。以前的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现在是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如今成了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现在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日报》的主编，昔日的青年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的“五月风暴”分子，现在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难怪《新闻周刊》描述这些在“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政府官员和巴黎媒介的头面人物时，用了嘲讽性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变革的鼓吹者面目开始其人生旅途的学生，如今是否已成了其自身的敌人。显然，这些激进主义者面临着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作出什么解释。丹尼尔·科恩－班迪在他的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索性用“傻事”来形容他30年前的所作所为。相反，保守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却早在30年前，在最后的街垒被搬走后的几个星期，就已经作出了如下的预言：“所有的法国革命最终都强化了政权体制，恶化了官僚的集权化。”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1968年激进主义者的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实践了保守主义者的预言，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因为“五月风暴”实践了最富戏剧性的社会场景，反而使得如今的世界无戏可唱了？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1998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难怪当年的革命发源地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学生，如今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愿意公开姓名，没人想在个人履历上留下什么污点，对未来他们同样也不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30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如今要求的是“五月风暴”的对立面，对于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一份工作，而“五月风暴”只不过是“民间传说”。
法国作家艾尔维·阿蒙曾写过一部“五月风暴”专著《那一代人》，他将“五月风暴”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是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肯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富生命力的旗帜。
如果说“五月风暴”并没有改变世界，“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得与其对立面有所区别，那么在“五月风暴”中孕育而生的“后现代”思想是否令我们的知识图景有所改观？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改变从而最终改变这个世界呢？
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现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但是，利奥塔也一再强调宏大叙事的不可信，并不意味着一切叙事都是不可信的。
正是利奥塔所坚持的怀疑精神，赋予了知识分子对付绝对主义的策略，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包括对知识、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警惕），成为了任何讨论与批判的前提。事实上，“后现代”正在改变着世界，因为它成了许多学者完成独到而出色的工作的犀利武器，并对揭示隐蔽的结构性的不公平、反映弱势族群的利益等进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然而，如同芭芭拉·伊扑斯登指出的那样，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也在泛滥成灾，一种“后现代亚文化群”在学术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除了“后现代”，其他一切思想均被指责为陈旧和保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反抗霸权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而在后现代名义下展开的种种关键词的堆砌，宣言声讨式的檄文、艰涩隐晦的文风，正在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沦为令人厌恶的知识傲慢和调皮的知识分子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同样没有使自身变得与其批判对象有什么差别，它甚至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因为经过庸俗“后现代”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不再认真地看待事物，如今的农泰尔学院学生会不无怅然他说：“30年前，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人们事实上都严肃对待这种事情”。30年后，当丹尼尔·科恩一班迪重游故地讲述“30年后留下的东西”时，学生们只不过是在嬉笑声中向他的脸上扔了一块奶油蛋糕，唯一能让这位老前辈宽慰的是，这是现在被认为革命的姿态。
也许伊汉·哈桑的话是一语中的的，后现代主义既助长了不确定性，又助长了固有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武断地推论：也许“后现代”既令世界有所改变，又令世界无需改变？以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利奥塔，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却隐含了一个存而不论的问题：
在“五月风暴”的动荡岁月里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30年后又会怎样？
我们以及我们的思想是否会令世界有所改变？
他们到哪里去了？
30年前法国的5月让世界为之震惊。当时北半球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则是骚动的震中。在巴黎，整个拉丁区成了古希腊论坛，有报道说：巴黎被一个“哲学运动”统治着，而抗议对象可谓斑驳陆离，从学院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1968年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导致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5月13日，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这所大学向所有人开放：学生，还有工人”。学生们还在校园内上演心理分析剧，就像是过狂欢节。
许多地方被接管。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作家们也占领了他们的会所，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们则使拉丁区内充满催泪弹的气味。戴高乐总统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一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
然而5月30日，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他在电台发表演讲，演讲从他神话般的战时经历讲起，号召人民爱国。“沉默的大多数”厌倦了大街上的喧闹，并开始担心即将到来的物质匮乏。他们响应了领袖的号召。骚乱在6月份结束了。
1968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马丁·路德·金遇刺。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只有英国例外，这是一个300年来没有革命的国度，并且对下一次革命缺乏兴趣。
1972年萨特说，有那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1968年以来就不愿再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了，“我把我自己也列在这类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他接着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可称为意识形态旨趣的东西。他认为“确实有一种古典的知识分子”。
当一回“古典知识分子”，也许只是每个人年轻时必有的一次即兴狂欢。在五月风暴中“反对爸爸”（爸爸是巴黎警方的高级负责人）而出名的两位大学生兄弟现今在何处？皮埃尔成了银行家，马里安当上了英文教授。他们的孩子该反对他们了。
那些曾经有过和我曾见过的可爱的年轻人，像古希腊人一样纯洁爱智、幼稚过但永远认真的年轻人，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否就潜藏在或永远消失在一张张成熟圆融的脸孔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