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国家，是需要公民以“叛徒”的方式去爱的。而以“叛徒”的方式去爱那不可爱的国家，需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心。汉斯兄妹做到了，正如索菲在法庭上的大声疾呼：“我们所写的文字和所讲的话，也正就是你们自己心中的想法，只不过你们没有勇气把它表达出来罢了！”多年以后，德国总统魏兹赛克读到了汉斯兄妹的
故事
之后说：“每一个时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的，不仅德国需要这样的
爱国
者，
中国
也需要这样的爱国者。
中国不是没有诞生过像汉斯和索菲这样的爱国者，只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来都不珍惜这样的同胞罢了。谭嗣同、秋瑾、林觉民、遇罗克……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统统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被杀害、被观赏、被侮辱、被忘却、被歪曲。很少中国人选择以他们的方式去爱祖国。这是一条窄路，这是一道窄门。每一个走窄路的人，每一个进窄门的人，都是其国族中不配有的人。
中国其实有过这样一位可以同汉斯和索菲兄妹相媲美的爱国者、中国自己的圣女－－她就是林昭，林昭的名字被多少同胞所知晓？
几年前，我和
朋友
一起到苏州郊外的灵岩山安息公墓去祭扫林昭的墓地。在山下的岔道旁，有一家小杂货店。农夫农妇们听说我们在寻找林昭的墓地，个个都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表示要为我们带路。我还以为他们像我们一样景仰林昭，谁知他们是为了得到一点点“带路费”－－这是林昭给他们带来的惟一的“好处”。
稍不留神，一下子就聚集起了七个坚持要给我们带路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有。我们反复说只需要一个人带路就可以了，但是谁都不愿放弃此次挣钱的机会。于是，只好一大队人浩浩荡荡地往山上走。其中，一个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叹息说：“唉，这个漂亮的姑娘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毛主席给枪毙了，多可惜呀。”我本来想告诉她说，“不是说错了一句话，而是说对了一句话”，但还是忍住没有说，因为说了也白说。林昭最早洞悉毛泽东及其独裁制度的本质并奋起与之抗争。林昭发现，中国人之所以过着非人的
生活
，是因为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存在，她直接点出了这个邪恶的名字，她知道这样做将要付出何种代价－－一颗子弹和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墓地位于半山腰上安息公墓的最高一排。在众多粗陋的褐色墓碑中，我发现了那块刻有“林昭之墓”四个大字的墓碑。碑面上端刻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行字，这是林昭的生卒年月日；下端刻着“苏南师专，
北京
大学部分
老师
同学，妹彭令范 敬立”一行字，这是为她竖立墓碑的亲友的信息。背面刻着一首小诗：“自由无价，
生命
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与其说“以殉中华”，不如说“以殉上帝”，因为林昭不是为捍卫地上的王国而献身，她所捍卫的乃是上帝的道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国。此刻，我含泪为这位主内的姊妹，为这位北大的校友，为这位真正的爱国者鞠躬默哀。
礼毕，一位朋友掏出三十元“买路钱”，朋友很大方，带路者高兴不已。然而，在下山的路上，他们一直在为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大声争吵。一名最先到的中年妇女先拿到了一张十元的钞票，不愿拿出来跟其他人平分，此事便成为争吵的重点。后来，其余几人决定将她“开除”出去，从此大家都不与之来往。接着，又进入到下一轮的争论之中：剩下的二十元钱，六个人该如何分配呢？每人分得三元钱之后，多余的两元钱该归谁呢？
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想起鲁迅
小说
《药》中的人血馒头，想起夏瑜注视着刽子手康大叔时悲悯的目光，想起在
儿子
坟头相遇的两个伤心欲绝的母亲。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想起在纳粹的“人民法庭”上，当“白玫瑰”的传单被当庭宣读之后，胡伯教授的辩护律师立即“愤激”地表示：“庭长！尊敬的法院！身为德国人、身为德意志帝国的律师，本人无法为此等令人发指的罪行继续提供辩护。因此要求法庭解除本人之辩护人身份，以示对本人上述立场的肯定之意。”而法官乐不可支地回答说：“您的态度实在令人感佩。本庭对您所持的立场完全可以理解－－所请照准！”于是，胡伯教授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在嘈杂的吵闹声中，我更想起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那些用抓阄的办法瓜分耶稣衣服的兵丁，那个讥诮他的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那些在旁边嬉戏的群众，他们将这人类
历史
上最悲惨也最辉煌的事件当作戏景。
是同胞和乡亲们嚷着要杀死耶稣，汉斯、索菲兄妹和胡伯教授的判决书上写着“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而杀害林昭的凶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政府”和“革命”。在这样的“大词”面前，个人是何等微不足道！如今，汉斯、索菲和胡伯教授已经成为德国精神的标杆和爱国者的典范，而殉道多年的林昭在中国继续遭到冷落、遮蔽和误解。林昭所遭遇过的羞辱，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和爱国者仍然在遭遇着的羞辱。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真理暧昧不明的国度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罪，因为我们对人造的偶像的崇拜，因为我们满足于当“暗地里的门徒”，才会对这样的羞辱丧失最起码的疼痛感，才会离耶稣的真理和自由遥不可及。
而统治者依然害怕死去的林昭。中国有一个成语说，死诸葛吓跑活司马。他们不准大家谈论林昭，他们继续封存林昭的狱中书简。由于林昭简陋的墓地越来越为人所知，当局竟然在公墓旁边的树林中安置一台
摄影
机，用以恐吓那些前去祭拜的人们。确实，这台也许根本没有
工作
的摄影机，吓退了不少原本计划去给林昭扫墓的人。但是，这台小小的摄影机更显示出谁才是内心充满恐惧的人－－是刽子手和他们的继承人，是那些窃取“国家”的名号的人。
既然是先知，就得孤军奋战。当汉斯、索菲兄妹遇难的时候，德国的教会并没有支持和肯定他们，他们像神学家朋霍费尔一样，宛如几颗孤独的星辰，寂寥地划过天幕。多年之后，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女士在她编写《白玫瑰：一九四三》一书中指出，汉斯和索菲之所以选择抗争之路，“基督教义的重新发掘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时候，同时也完成了对基督教义的认知。在那些
年代
，教会的主导地位正因当初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结盟而陷入困境；但不可胜数的基督徒已经走入地下，其中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反抗运动。他们的屹立不倒、坚定不移和自我意识都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与之相似，林昭殉道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意识到“红太阳”原来是“毒太阳”。而死后林昭则继续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直到今天，在中国教会内部以及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林昭仍然被“故意”地遗忘，林昭仍然需要被“普及”。
是的，他们不是背后带着神光圈的英雄。汉斯、索菲和林昭，他们知道，爱国必须服从于爱真理，若能让祖国成为真理之国，他们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不是思想家，他们只不过是站出来维护最基本的事物，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自由施展抱负的权利和生活上的自由。英格女士平静如水地写道：“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像你我这样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人性化的世界之中。……他们的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不顾自己的安危，为简单的事物挺身而出；或许这正在于他们有力量和勇气，至死不渝地维护最基本的人权。而其中最困难之处，或许就在于没有群众的热烈反应、没有伟大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目标、没有掩护的组织、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等情况下，为正确的志业奋斗不懈，孤单寂寞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英雄行为或许就是，当别人夸夸其辞地谈论了许多丰功伟业之后，他们却能不屈不挠地捍卫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的小事。”
今天的中国，与一九三零年代的德国惊人地相似，“帝国崛起”的叫嚣像阴沟中的气味一样四处扩张，
奥运
会上排名第一的金牌再度升高了“东风压倒西风”的狂想曲的音调。在此背景之下，我写作的每一篇文章，都会招致最为恶毒的谩骂。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文章必定有什么地方刺痛了愤青们，让愤青们无法自以为是地上演“爱国秀”，所以才会如此痛恨我。不久前，几名秘密警察约谈了好几位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说，
余杰
是一个卖国贼，是美国的走狗，不要再跟他来往！我的一位朋友这样回应他们说：“据我所知，余杰比你们更爱国。”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比赛爱国如同比赛愚昧的狂潮中，我宁愿选择成为那只试图挡住车辙的小小的螳螂，成为那个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不要做中国人的
孩子
》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书名，它必定会深深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经，让愤青们极其恼怒和怨恨。其实，我并不是故意选择这个书名，而是中国的孩子们的悲惨命运，让我不得不作出此种符合良心的判断。在我心目中的天平上，“孩子”远远重于“中国”，为了保护“孩子”，我宁愿成为“中国”的敌人。是的，多如牛毛的“爱国者”们，我宁愿用跟你们不一样的方式来爱中国，用汉斯和索菲们爱德国的方式来爱中国，用谭嗣同、秋瑾、林觉民和林昭们爱中国的方式来爱中国，爱那个即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自由中国。那一天，我们都将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孩子”而感到无比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