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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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国人为什么普遍匮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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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重审一切历史
——
《问历史》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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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國人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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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致三千年以后的地球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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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谈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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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国人为什么普遍匮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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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我谈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摧毁中国人的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文中指出，在全部人类的思维能力中，也即在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中，理解力实际上处于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它的不断增长，才可能真正推进人类思维智慧的有效的进化。因此，摧毁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实质上即是摧毁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以及最终摧毁中国人的全部智慧力量的历史。笔者始终在寻找
“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
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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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关键在理解，理解的关键呢，在
“
判断
”
。这是因为，理解的过程，实即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的不断循环推进的过程。这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判断最关键。这类似于理解力在整个思维能力中的地位。事实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因为判断是对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而推理呢，则是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再判断。可见，判断力始终处于不间断地重复进行的展示之中，判断力的强弱事实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后甚至思维能力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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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中国人普遍理解力水平低下，明显可见，其关键则在判断力的低下。不能理解，即是因为不能判断，不知如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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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
”
时期曾流传林彪关于毛主席指示的一段话，
“
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换言之，下面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必要有理解能力，会干活，会吃饭就行了。林彪的这种说法，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现实，也同样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中国人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在极权专制的政统和独尊儒术的学统的合谋之下，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优良的道统，实际上早就已经式微。丧失了全面的道统，或仅处于极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
“
道统
”
之下的中国人，只能有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的命运。所谓愚蠢的人，其实就是缺乏判断力，进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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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
”
什么？判断真假，判断善恶，判断美丑。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是逐步推进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说，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须善，善必须真，虽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这里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形式逻辑，以后有机会我会更详细地进行讨论。由上所述亦可见，关于真假的判断，实际上处于打开人类智慧大门的最关键的地位，所以又称其为第一判断，善恶判断和美丑判断则顺次称之为第二判断和第三判断。人类的历史其实已经用它的文明进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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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今天显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人们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必定早已经获得了逻辑化和法制化的双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显得极其落后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必定仍未能获得有效的解决，甚至依然不可能解决。中国和中国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从逻辑方法上和宪政法律上真正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便不可能真正解决属于第二判断的善恶判断的问题，更不用说再深入解决属于第三判断的关于美丑判断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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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在历史中，西方人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人处理真假判断问题的思维的方法、规则、逻辑，并说出了令人敬佩的箴言：
“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
也即，在任何时候，真理高于一切，也高于亲情。但西方中世纪近一千多年中，宗教神权对真理的垄断，却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社会解决真假判断问题的法律制度化的可能，甚至出现了布鲁诺葬身火刑的惨剧。但毕竟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运动之后，西方人迎来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重大的转机，乃至为全人类开创了新的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获得了宪政、法治意义下的最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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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思维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逻辑方法的确立，再加上社会交往层次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的宪政、法治制度的确立，这两种
“
确立
”
使得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上，获得了人类中史无前例的个人层次和社会交往层次上的全方位的保障。这种保障，使得西方人的智慧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飞跃的大发展，全人类中的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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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全方位的成功，不仅为西方人迎来了民主的时代，更迎来了为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即有利无利、有效无效、有理无理、对与错等等）的空前进步的时代，此即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判断能力更又进一步渗透到了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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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必须指出，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但在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上的成功，虽然仍领先于其他人类，但却不是全方位的，至于在解决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问题上的成功就更显得片面。其中的关键，即在西方人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是二元论的。这种逻辑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不是标准的善恶判断逻辑，更不是标准的美丑判断逻辑。顺便说说，
“
辩证法
”
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
”
这是明显地把真假判断与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真假判断，合理与否属于善恶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华说黑格尔是骗子，他既骗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骗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这里，明显是黑格尔违犯了把真假判断混同善恶判断的逻辑错误。这就是辩证法家的伎俩，也是辩证逻辑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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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到中国，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作为个人的思维方法，中国近半个世纪有意轻视形式逻辑，（而我前面已经说了，形式逻辑恰恰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又把对解决真假判断毫无价值，甚至有相反的破坏意义的所谓辩证逻辑作了最大力的推广，五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还在大、中学校宣讲这套东西。另外，作为社会，中国至今也没有在宪政、法治的意义上为公民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等自由的权利提供任何明确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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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可能进一步为解决善恶判断问题、美丑判断问题，也即第二、第三判断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会有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深度，更进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间的差别呢？普遍匮乏判断力的人类最容易诉诸情绪上的发泄和可怕的从众心理，例如中国历史上的
“
义和拳
”
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
“
红卫兵
”
运动，当今的年轻人迷恋种种
“
星
”
们的一窝蜂般的
“
狂欢
”
时尚，
“
愤青
”
们的鲁莽行事，以及深深陷入
“
网瘾
”
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剧，至于赌博、吸毒、滥淫、艾滋病等等人间的丑恶和苦难就更不用说了，等等等等，事后留下的全是无尽的悔恨，和青春岁月磋砣殆尽之后的无穷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延续了两千年，现在应该是终止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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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普遍匮乏判断力，进而匮乏理解力，进而导致全民族的愚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既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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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是个
“
早熟
”
的民族，我非常认同这种直觉的洞察。何为
“
早熟
”
？我的理解是，中国人一直在真假判断、善恶判断上表现得无能，乃至幼稚，却最早由孔夫子提出了美丑判断的问题，即所谓
“
仁者爱人
”
的问题、
“
大同
”
世界的问题。
“
早熟
”
的另一面，应该是
“
早生
”
，或称
“
早产儿
”
，先天不足，后天又得不到大补，从而留下了中国人智能发育上的巨大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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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普遍匮乏判断力、理解力这个角度，我们来反思中国现实中的方方面面：中国科技上不去、中国学术水平低下、中国教育低能
……
等等等等，再联想到历史上的
“
指鹿为马
”
、
“
莫须有
”
的典故，以及近现代
“
亩产十万斤粮食
”
和萨斯发生的事实被隐瞒等等丑闻，我认为，上述关于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普遍真理的问题，的确是个值得中国上下共同严重关心的问题。逻辑问题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教育；自由问题同样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宪政和法治。总之，它们全都涉及到中华民族大脑中的
“
智慧矿
”
，要不要立即大力开发的大问题，这个
“
智慧矿
”
的价值，比什么
“
油矿
”
、
“
煤矿
”
不知要高上几千万倍，中国真正想要
“
崛起
”
，开发这个
“
智慧矿
”
，就几乎是惟一最重要的途径，而要这样做，首先第一条，即必须立即开发中国人的第一判断力
——
真假判断力。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是智慧的竞争。过去是如此，今后，只会更加如此。我的年轻的同胞们，尽快让自己聪明起来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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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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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重审一切历史
——
《问历史》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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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尼采的
“
重估一切价值
”
，但事实证明，他不过是螳螂挡车，历史的车轮把他压得粉碎，留下了一座思想的墓碑。今天我把矛头指向历史本身，提出
“
重审一切历史
”
。为什么要重审一切历史？因为历史之车载满了垃圾，它的庞大的重负以其巨大的惯性，正带着全人类冲向全面总崩溃的死亡悬崖的边缘。想要历史之车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只有清除垃圾，减轻重负，使历史之车转向安全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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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车真是载满了垃圾吗？是的。即以中国人的历史而论，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垃圾。西方人的历史，或许比中国人强一些，但垃圾也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诸位可能以为我在泄愤，故作惊人之言。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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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原因有三：第一，不真；第二，不善；第三，不美。或者换言之，假、恶、丑的东西塞满了人类的历史。即以中国的二十五史而论，其中记载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帝王将相、官僚士宦、暴徒、骗子、说谎者，既无真的发现，又无善的发明，也无美的创造。这样的历史纯粹是中国人的精神负担，而极少可能提供创造新历史的精神动力。仅仅一部清史，据说就拉长到五千万字之巨。如此拖沓臃肿的历史记录，究竟能给中国的后人提供什么样真正有生命、智慧意义的东西呢？又以日本为例，竟由政府出面，公然捏造历史，以假历史引导日本青少年。这几天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及一百多位日本议员，又在蓄意扮演拜鬼的把戏。什么鬼？肆意侵略、杀害周边国家人民的恶鬼。其一而再，再而三的拜鬼的目的究竟何在？即在公然向全世界的人们宣示，他们无限怀念和颂扬其肆意侵略、杀害周边国家人民的恶鬼祖先，他们要坚决履行他们的遗志，继续与周边的国家民族再战，并对曾征服过他们的美国报仇雪恨。小泉口言
“
誓不再战
”
，而其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却明确告诉人们，这是多么标准的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而小泉的再度当选也说明，日本人之中，受错误历史毒害的比例竟有多么高。日本的当政者正在愚蠢地把日本民族带向罪恶的深渊。最近，接连有美国学者出版新书揭露，日本天皇裕仁才是二战中日本最高最大的战争罪犯，日本在二战中抢劫了大量黄金藏在菲律宾，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国当局的默认、纵容之下，让日本人蒙混过关的。美国人愚蠢的姑息养奸，已在沙特的拉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等事例中现眼了，
“9
font-family: 宋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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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的教训能否让美国人真正清醒呢？自己豢养的走狗反过头来咬自己，还咬得不轻，美国人真正认识到了问题关键的所在吗？我要告诉美国人，日本人才是你最后的灾星。日本人才是中、美以及韩国人民未来最凶狠的敌人。关键就在看他的历史和他现今的政治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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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思想含金量的历史不是真历史、善历史、美历史，而是假、恶、丑的历史垃圾，是陷人类于罪恶、愚蠢的毒汁。人类不要历史垃圾，而要有生命、有智慧的，能提供后人以创造新历史的激情、知识、勇气的真历史、善历史和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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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什么去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凭我的新的人学逻辑和人学理论。我的新人学逻辑和理论是什么？最简单的表述是
“
阴阳、三行、六度
”
。或曰：
“
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三行，三行而六度，六度而轮回，轮回而万有
”
。具体言之，即是我把西方康德的先验逻辑与中国圣人老子的
“
三生万物
”
相互嫁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在我看来，西方哲学的思维，康德最高；中国人学的思维，老子最高。我深信，综合他们两人的思维方式为一体，将是新世纪人类思维革命的大方向，也是中西合璧的大方向。关于我的新人学逻辑和理论，不久我将有专著加以论述。但不妨指出，关于这种逻辑和理论的运用，其实在我的已出版的《问人性》和《问天命》两部著作中早已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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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迄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跨度约五千年，直到进入
21
世纪之前，留下了无数重大的历史结论，但关于人类的现状，至少如下三个结论是世人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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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人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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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人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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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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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的是智慧，强的是力量，多的是人口。精而尊，强而贵，多而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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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精，不只是今天精，而是在历史上长期以来精。犹太人按圣经的记载，有四千年漫长的历史记录。只是到了
20
世纪末，他们达到了最精，以致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全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全都属于德语民族，他们是自然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心理科学家的弗洛伊德。
20
世纪一百年总共产生了六百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犹太人却占据了其中的五分之一以上，而其总人口，在全世界不过占三百分之一。犹太人的精，我看人们是无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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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多，也不只是今天多，而是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多，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跨度接近五千年，中国这块大地从来人口繁衍旺盛，直到今天，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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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世人也不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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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显得最强，在他之前，尚有大英帝国、法兰西、德意志，以及更远的希腊
—
罗马帝国等。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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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某一层历史的结论，而是过去的历史对这些结论所揭示的原因：为什么犹太人最精，为什么美国人最强，为什么中国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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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上述的问题，我继续推出第二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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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是犹太人：摩西、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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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是欧洲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近代的法国人笛卡尔、英国人休谟、德国人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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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是东方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孔子、老子、墨子和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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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极其崇尚信仰的真，哲人极其崇尚知识的善，圣人极其崇尚情感的美。顺便指出，真而善，善而美；不真不善，不真不美，不善不美。真、善、美的关系是层层累进、不可逆推的。正是因此，今天人们崇尚的美：美声、美色、美味、美女、美尚，等等，愈来愈丧失了它们内在真、善的底蕴，而变成了虚幻的喧嚣和诱人的邪恶。这种情形也愈来愈变成了今天新的历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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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三个历史结论，事实上也是世人所公认的。从这三个历史结论，应该可以认为，已经为前述的三个现实结论的原因作出了最有启迪意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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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是有因果的，人类的历史也不例外。研究历史的目的，正在于寻求这些因果，以及这些因果之所以成立的更深在的因果，中国人称之为
“
道
”
，西方人称之为
“
规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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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道
”
或
“
规律
”
的视点，来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我们只能非常悲哀地指出，既往的历史记录，绝大部分是掩盖
“
道
”
或
“
规律
”
的垃圾。阅读这样的历史，不仅空耗后人的生命，更错误地引导人类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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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何看待
“
道
”
或
“
规律
”
，也是大有问题的。关于
“
规律
”
，西方人总结出了不少的说法，诸如种种的
“
决定论
”
，例如种族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暴力权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决定论等等。现在看来，这一切单方面的决定论，全都是片面的，是缺乏真理性的，而这一切，又与他们西方哲学的二元论逻辑的思维方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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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的目的，不只是要提出
“
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
”
，当然首先是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提供重审人类历史的新的思维方法，以及为创造全人类未来新的历史的人类社会运动和个人行为的全新的指南
——
新的
“
道
”
或
“
规律
”
。这一切，与我一贯所倡导的新世纪人学逻辑的革命和人类思维方法的革命是相伴而行的。希望此书能获得广大读者朋友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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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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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國人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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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學的目的是什麼？哲學就是愛智慧，說到這一點哲學是很重要的。智慧是什麼？智慧是定義一個人的最重要的依據，是人最本質的屬性。宇宙在產生之前是什麼呢？根據霍金提出的宇宙爆炸學說：宇宙的產生起源於最初的一次爆炸，最初宇宙只有黃豆那麼大小，透過劇烈的爆炸、膨脹，經歷了大約一百億年，才有了我們今天的這個地球。宇宙從無到有，那麼在有之前這個無是什麼？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對此作出解答，包括霍金這樣偉大的物理學家自己也不能回答。地球形成之後，大約經歷了
10
億年，地球上開始形成了生命。生命也是從無到有，不過生命的產生是在物質的基礎上產生的。首先在地球上形成的是單細胞生物，然後是多細胞生物，最後產生了植物和動物等高等生物，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在距今兩千萬年前，產生了猿人
——
人類的祖先。從而在物質的平臺上產生了有生命的物質，在生命的平臺上產生了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就在於人有智慧，只有當你的智慧發展了進化了，你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智慧程度的高低決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那些不開化的愚昧的民族就是文明程度很低的民族，也就是智慧程度很低的民族。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我們自己應該想一下在世界上處於一個什麼層次，是高呢？是低呢？如果在座的有人說我是中國人我很聰明！但是聰明不聰明智慧不智慧不是自我標榜的，不能像詩人那樣：我說我聰明就是聰明！行嗎？這裡是有一個衡量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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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是一個有特別文明的民族，那是因為中國人有兩大特點。第一大特點就是中國人口最多，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在
1000
多年前也就是當時的宋朝，中國的人口曾經達到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全人類兩個裏邊就有一個中國人。第二大特點就是中國的歷史非常連續從來沒有斷過，這在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在歷史上比中國古老的國家有幾個像埃及文化像兩河流域，但是他們現在在哪呢？湮滅了！但歷史比中國輝煌的卻沒有一個。現在在埃及生活的人曾是他們祖先的後代，但是他們的文字語言卻已經被同化了，古埃及文字也曾經是象形文字，但埃及人現在說的是阿拉伯語。古老的兩河流域也就是現在的伊拉克，然而兩河流域古老的文明也衰落了。至少有一點在四大文明中，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獨此一家。最大的表徵在與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中華民族的文化浩浩蕩蕩，所向匹敵。在
15
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無人能及。但
15
世紀後，西方文明的發展速度尤為迅速，他們在短短的幾百年時間了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中華民族在整個
5
千年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還大數萬倍。現在放眼一看有多少東西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沒有！你們一定會驚訝吧？但是這就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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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聰明嗎？我們提出了一個衡量的標準。第一個標準是中國人發現了什麼？第二個標準是中國人發明瞭什麼？第三個標準是中國人創新了什麼？發現的是什麼？發現的是永恒的規律，中國人沒發現。發明的是什麼？發明的普遍的技術，在科學基礎上的技術，以及藝術。創新的是什麼？創新的是思維的結構，跟思維有關的知識。這三點我們中國人基本上是空白。說起來我們中國人也非常自豪：你看有四大發明。中國的四大發明的卻很偉大，培根說過：
“
如果沒有四大發明的西傳，那麼西方文化在
15
世紀的躍進至少要推遲幾個世紀。
”
我們的四大發明為人類的智慧進步提供了非常了不起的物質基礎，這一點西方人不可能否認，人家也不否認。重要的是為什麼
15
世紀後西方人的智慧能夠突飛猛進，而我們中國人卻始終徘徊不前？關於這個問題，曾經有兩個思想家提出兩個問題。德國的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為什麼資本主義精神只發生在西歐的新教地區，而沒有發生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民族的地區。關於這個問題他專門創造了一門學問叫做宗教社會學。第二個思想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約瑟，他提出
15
世紀前在東方包括中國和印度在日常發明發、方面要遠遠超過西方，為什麼自然科學卻沒有在東方首先出現呢？關於這個問題全世界當時所有的哲學家思想家都試圖對此做出解答，李約瑟本人更是從原來的生物化學家完全專業變成專門研究中國科學技術歷史的專家。由一個西方人牽頭來寫一部中國人的科學技術史，我們的的確確應該感到羞愧。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人做出了回答，包括我自己，但是我認為只有一個人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回答了他，那個人就是英國的淮得海，他說我們西方人不僅會發明機器，而且發明瞭發明機器的機器。發明機器的機器是什麼呢？是思維的機器是思維的理論。思維的機器是什麼？是邏輯。我們的四大發明和我們的思維的機器沒關係，火藥，來自於道士煉丹，發現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東西弄點火就爆炸，火藥就這樣發現了，然後就把火藥應用於製造鞭炮，以及後來簡單的大炮，就沒人想到去問這木炭是什麼這硫磺是什麼？為什麼會爆炸，就沒有人提出一種理論去解釋這種現象。火藥發明就這樣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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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之間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大量的能量，從而發生了爆炸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們自己發現的，那些問題都是西方人解決的。我們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發現不管怎麼樣去擺那塊磁鍼，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從而發明瞭指南針，然後它變成了我們用來看風水的工具，但沒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會這樣呢？西方人把或者些問題搞明白了，我們才知道磁和電是同時產生的。理論是人家的東西也是人家的發明的。中國人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一個只知道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的民族是一個不發達的民族！一個不能深究其所以然的民族又怎會進步呢？西方人把笛卡兒譽為西方哲學之父，他說過一句話：
“
我思故我在
”
。這句話說明瞭一個人會思考，他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會思考的人就是假人就是白活！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我們活著是為了提高整個人類的智慧，提供一塊磚一片瓦，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沒白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是不聰明的，中國人在近兩百年來被西方人稱為劣等民族，甚至還提供了一些所謂的科學的證據，他們說我們頭骨盧體積比西方人小，日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那所謂的科學依據就是他們在右腦開發的比我們中國人好！這些難道就是他們所謂的科學依據嗎？中國人的聰明與我們的人種和基因毫無關係，西方的聰明已經達到了極限，科學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核心是邏輯。中國人把《周易》當成占卜的工具，研究它的方向也是錯誤的，中國人研究《周易》時把簡單複雜化，所以越研究越糊塗；而當《周易》傳到西方，西方人從周易中找到了捷徑。萊布尼茨從研究八卦中得到了啟示，發明瞭二進位，又進一步發明瞭十進位。西方人把他們的研究成果投入到科學技術研究中從而產生了電腦，數位化的出現使人類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步走向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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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聰明嗎？從歷史、現實、目前所處的狀態來看，我們中國人並不聰明，在新的機器方面無所發明；在觀念方面也無所創造。我們的嘴在說人家的理論，我們的手在用人家的技術，我們的大腦在想人家已經想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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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有三個人是值得我們懷念的。孫中山提出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偉大目標，憲法一方面保護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另一方面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權利。第二個人就是陳獨秀，他提出的
“
德先生
”
與
“
賽先生
”
即民主和科學。第三個值得我們懷念的就是魯迅，他的兩篇著作《狂人日記》和《阿
Q
正傳》是值得我們中華民族永遠學習的。這兩篇著作都是魯迅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淚寫出來的。《狂人日記》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做了最簡單的論斷
—
吃人。
“
吃人
”
就是把每一個人的發明、創造的能力給淹沒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阿
Q
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
“
靈魂
”
，
“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
，幾乎從沒一個中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阿
Q
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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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提出憲政，陳獨秀先生教我們發揚民主與科學，魯迅先生用血和淚寫下了《狂人日記》和《阿
Q
正傳》。不能喚醒中國人的雄心壯志，就是吃人。我們不能被人
“
吃掉
”
，我們不能做阿
Q
，我們不要人憐憫，我門要做真正意義上的人，我思故我在。我的目標是為了我們中華民族建立一套人學，他是關於人的精神之學。在歷史上出現過神學、哲學，而人學是高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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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中國人絕對會聰明起來的，不聰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總有一天，中國會輝煌起來的，成為人類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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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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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致三千年以后的地球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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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切能真正感到自己在为人类真、善、美的人性精神的增长方面没有白活的人，他都应该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的一生是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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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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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好。我是你们三千年前的同类。当你们发现我的这封致你们的信时，我早已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们的问候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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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后的你们，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生命太短暂了，尚不足一百年，我的知识也太有限了，没法跟你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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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尝言：
“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
看来，我也只好靠想象过去三千年前的古人来稍稍猜测你们心中的我了。虽然这也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显然，未来的三千年的变化，将不知比过去三千年的变化会更大更快到多少万万倍。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我深信，我和你们在终极的人性精神追求方面，大体上还是一致的。什么是终极的人性精神追求呢？我指的是，人的一生对真、善、美的永恒的追求。尽管对于三千年之后的你们的思考来说，关于真、善、美的内涵可能会比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要远为丰富、充实、细腻，这就如今天我们的思考会较之三千年前的古人要远为丰富、充实、细腻一样，但人性追求的根本的精神，我认为大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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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呢？就是关于万事万物以及人类自身存在的绝对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对这种规律的追求又可称之为对真理的追求。所以，真即绝对、客观、必然的存在规律，也即真理。对真理的追求，其实是人类无限的事业。所以我深信，即使到了三千年后的你们的时代，这种追求也是不可能完结的。只不过你们会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好比，今天的我们会比三千年前的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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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的古人讲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把追求真理曲解成了信仰上帝。上帝不仅取代了真理，而且成了创造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的造物主，真神。相对于三千年前的古人，我们今天的人类清醒地明白，万事万物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而是按照规律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而逐渐自然进化发生的。而关于真的道理，我相信，你们绝对会比我们更清醒更明白。在真的问题上，古人是迷信，我们是启蒙、是相信，而你们，我想应该是比我们不知高超了多少倍的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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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善呢？就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来为人类服务的普遍、相对、实际的效用。对这种知识及其效用的追求，即可称之为对善实的追求。对善实的追求同样是人类无限的事业。所以我深信，即使到了三千年后的你们的时代，这种追求也是不可能完结的，只不过你们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效用肯定会比我们更丰富得多，也更奇妙得多。这就好比我们比之三千年前的古人要更丰富得多、更奇妙得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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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的古人，尚属于文明极其不开化的时期。除了极少数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类还在过着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最常用的工具仍是树枝、石块。只有极少数地区的人类发明了青铜、发明了文字。直到公元前后的时期人类才进入了第一个文明的轴心时代，又直到近五百年，人类才开始建立起了完整的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实用的知识系统，也即科学技术系统。今天的人类正以高度发达的数字电讯、航空航天、原子夸克、激光核电、完全自动化的生产，以及基因密码、生物克隆等等科学知识和技术效能而傲视古人。但也可以想见，在三千年后的你们面前，我们也将不知会以比之古人之于我们的多少万倍的差距，而受到你们的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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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知识的增长是以愈来愈巨大的加速度向前扩展的，不要说三千年后将如何，仅仅
20
世纪一个世纪，知识的增长就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三千年前的古人用的是石器，今天我们用的是核电，三千年后的你们将用的是什么呢？天啦，我真不敢设想，也根本没有能力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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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呢？美是绝对自由的情感，是基于真、善的精神成就，又超越真、善的精神境界的爱的利他的道德精神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中国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孔子曾经有过伟大的设想：
“
仁者爱人
”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可惜，孔子的设想，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只不过被少数极权统治者变成了驾驭人、统治人的幌子，成了不折不扣的骗人哄人的工具。我想，在三千年后的你们那里，或许已成为真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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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还曾说：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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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你们那里正是如此吧？如是，我应为你们庆幸，为你们祝福！虽然我们今天还远不及此，但我也并不为自己感到遗憾。因为，毕竟我也一直在为人类真、善、美的精神在本时代的进步尽量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为此目标奋斗。所以，我没有感到自己白活。我想，一切能真正感到自己在为人类真、善、美的人性精神的增长方面没有白活的人，他都应该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的一生是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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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我应为你们庆幸，为你们祝福，但却不必对你们羡慕，当然，更谈不上对你们嫉妒，因为我的确尽力了。最后，谢谢你们能阅读我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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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三千年前的同类：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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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005
年
5
月
20
日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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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谈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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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修养；对于掌握了某种权力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文化素养；而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来说，则应该视为对法治、对宪政原则努力坚持的一种文明教养。因为，只有在法治或宪政的前提下，人们的冒犯权威的思想、言论、新闻以及出版才可能得到宽容，并不仅仅是宽容，而且还进一步能够成为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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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谁也不愿穿着紧身衣过日子；同样，谁也不愿在一个时时刻刻受到别人监控的环境中俨如罪犯那般生活。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确大都活得像罪犯。中国老百姓怕官，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那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官，都是极权人治制度下的官，是权力高于一切，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境下的官。老百姓见官，绝对就像老鼠见猫、绵羊见虎、妇孺见蛇。所以，在中国人的今古贤文中，多有教诫子孙谨言慎行的箴言。如
“
拌君如伴虎
”
、
“
官大一级压死人
”
、
“
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不管，无事早归。
”
、
“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
、
“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
、
“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
、
“
忍的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
、
“
近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
、
“
莫谈国是，须防隔墙有耳。
”
、
“
见官莫向前，官来无好事。
”
、
“
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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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箴言可以想见，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心态是何等地无奈、何等地压抑、何等地阴暗，中国古代社会中怎能具有今天人们所说的
“
宽容
”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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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
“
焚书坑儒
”
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对思想、言论、出版、新闻，总之对一切语言文字极不宽容的非常不人道的历史之中。明清时代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害人、杀人的文字狱层出不穷，社会中特务横行，冤狱迭起。明朝自明太祖亲删【孟子】开始，便播下了文字狱的种子。明成祖因南昌知府叶惠仲在修【太祖实录】时如实记载了
“
靖难
”
事件，不仅杀死本人，而且诛连其同族。有明一朝，科场案、史祸、诗文祸、学术祸接连不断。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因文字而杀人的事件更加频繁、更加酷烈，构造了大量触目心惊、骇人听闻的历史记录。考官查嗣庭出题
“
维民所止
”(
语出【礼记
—
大学】
)
，被人附会为雍正砍去了脑袋，被雍正皇帝拿下大狱，病死狱中，还更死后戮尸、枭首，并族连诸兄。江西举人王锡侯把【康熙字典】按【尔雅】体例重排为【字贯】，因【提要
—
凡例】中教人如何避讳，举例把康熙、雍正的庙讳
“
玄
”
、
“
胤
”
开列出来，虽以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却引得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被
“
斩立决
”
，还祸及子孙。
……
。这就是中国极权统治者杀人不眨眼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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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现代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及文革中，也有人因为
“
偷听敌台
”
而被判罪，有人因不小心用报纸垫座把毛主席的画像露了出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更有因类似的原因而被判处死刑的。这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现实。何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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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到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似是宽容了许多，但与西方欧洲、美国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所保证的宽容相比，终归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差距之源，即在法治、宪政的能否实现。宪法高于一切，不论团体抑或个人，也不论官员抑或领袖。显然可见，实现宪政是达到社会宽容的最后底线。我们中国人应该为此作出坚定不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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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国人为什么普遍匮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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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重审一切历史
——
《问历史》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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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國人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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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致三千年以后的地球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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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谈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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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国人为什么普遍匮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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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我谈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摧毁中国人的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文中指出，在全部人类的思维能力中，也即在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中，理解力实际上处于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它的不断增长，才可能真正推进人类思维智慧的有效的进化。因此，摧毁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实质上即是摧毁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以及最终摧毁中国人的全部智慧力量的历史。笔者始终在寻找
“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
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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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关键在理解，理解的关键呢，在
“
判断
”
。这是因为，理解的过程，实即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的不断循环推进的过程。这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判断最关键。这类似于理解力在整个思维能力中的地位。事实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因为判断是对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而推理呢，则是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再判断。可见，判断力始终处于不间断地重复进行的展示之中，判断力的强弱事实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后甚至思维能力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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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中国人普遍理解力水平低下，明显可见，其关键则在判断力的低下。不能理解，即是因为不能判断，不知如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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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
”
时期曾流传林彪关于毛主席指示的一段话，
“
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换言之，下面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必要有理解能力，会干活，会吃饭就行了。林彪的这种说法，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现实，也同样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中国人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在极权专制的政统和独尊儒术的学统的合谋之下，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优良的道统，实际上早就已经式微。丧失了全面的道统，或仅处于极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
“
道统
”
之下的中国人，只能有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的命运。所谓愚蠢的人，其实就是缺乏判断力，进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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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
”
什么？判断真假，判断善恶，判断美丑。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是逐步推进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说，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须善，善必须真，虽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这里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形式逻辑，以后有机会我会更详细地进行讨论。由上所述亦可见，关于真假的判断，实际上处于打开人类智慧大门的最关键的地位，所以又称其为第一判断，善恶判断和美丑判断则顺次称之为第二判断和第三判断。人类的历史其实已经用它的文明进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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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今天显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人们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必定早已经获得了逻辑化和法制化的双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显得极其落后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必定仍未能获得有效的解决，甚至依然不可能解决。中国和中国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从逻辑方法上和宪政法律上真正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便不可能真正解决属于第二判断的善恶判断的问题，更不用说再深入解决属于第三判断的关于美丑判断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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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在历史中，西方人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人处理真假判断问题的思维的方法、规则、逻辑，并说出了令人敬佩的箴言：
“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
也即，在任何时候，真理高于一切，也高于亲情。但西方中世纪近一千多年中，宗教神权对真理的垄断，却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社会解决真假判断问题的法律制度化的可能，甚至出现了布鲁诺葬身火刑的惨剧。但毕竟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运动之后，西方人迎来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重大的转机，乃至为全人类开创了新的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获得了宪政、法治意义下的最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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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思维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逻辑方法的确立，再加上社会交往层次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的宪政、法治制度的确立，这两种
“
确立
”
使得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上，获得了人类中史无前例的个人层次和社会交往层次上的全方位的保障。这种保障，使得西方人的智慧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飞跃的大发展，全人类中的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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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全方位的成功，不仅为西方人迎来了民主的时代，更迎来了为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即有利无利、有效无效、有理无理、对与错等等）的空前进步的时代，此即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判断能力更又进一步渗透到了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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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必须指出，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但在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上的成功，虽然仍领先于其他人类，但却不是全方位的，至于在解决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问题上的成功就更显得片面。其中的关键，即在西方人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是二元论的。这种逻辑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不是标准的善恶判断逻辑，更不是标准的美丑判断逻辑。顺便说说，
“
辩证法
”
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
”
这是明显地把真假判断与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真假判断，合理与否属于善恶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华说黑格尔是骗子，他既骗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骗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这里，明显是黑格尔违犯了把真假判断混同善恶判断的逻辑错误。这就是辩证法家的伎俩，也是辩证逻辑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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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到中国，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作为个人的思维方法，中国近半个世纪有意轻视形式逻辑，（而我前面已经说了，形式逻辑恰恰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又把对解决真假判断毫无价值，甚至有相反的破坏意义的所谓辩证逻辑作了最大力的推广，五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还在大、中学校宣讲这套东西。另外，作为社会，中国至今也没有在宪政、法治的意义上为公民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等自由的权利提供任何明确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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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可能进一步为解决善恶判断问题、美丑判断问题，也即第二、第三判断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会有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深度，更进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间的差别呢？普遍匮乏判断力的人类最容易诉诸情绪上的发泄和可怕的从众心理，例如中国历史上的
“
义和拳
”
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
“
红卫兵
”
运动，当今的年轻人迷恋种种
“
星
”
们的一窝蜂般的
“
狂欢
”
时尚，
“
愤青
”
们的鲁莽行事，以及深深陷入
“
网瘾
”
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剧，至于赌博、吸毒、滥淫、艾滋病等等人间的丑恶和苦难就更不用说了，等等等等，事后留下的全是无尽的悔恨，和青春岁月磋砣殆尽之后的无穷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延续了两千年，现在应该是终止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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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普遍匮乏判断力，进而匮乏理解力，进而导致全民族的愚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既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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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是个
“
早熟
”
的民族，我非常认同这种直觉的洞察。何为
“
早熟
”
？我的理解是，中国人一直在真假判断、善恶判断上表现得无能，乃至幼稚，却最早由孔夫子提出了美丑判断的问题，即所谓
“
仁者爱人
”
的问题、
“
大同
”
世界的问题。
“
早熟
”
的另一面，应该是
“
早生
”
，或称
“
早产儿
”
，先天不足，后天又得不到大补，从而留下了中国人智能发育上的巨大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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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普遍匮乏判断力、理解力这个角度，我们来反思中国现实中的方方面面：中国科技上不去、中国学术水平低下、中国教育低能
……
等等等等，再联想到历史上的
“
指鹿为马
”
、
“
莫须有
”
的典故，以及近现代
“
亩产十万斤粮食
”
和萨斯发生的事实被隐瞒等等丑闻，我认为，上述关于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普遍真理的问题，的确是个值得中国上下共同严重关心的问题。逻辑问题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教育；自由问题同样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宪政和法治。总之，它们全都涉及到中华民族大脑中的
“
智慧矿
”
，要不要立即大力开发的大问题，这个
“
智慧矿
”
的价值，比什么
“
油矿
”
、
“
煤矿
”
不知要高上几千万倍，中国真正想要
“
崛起
”
，开发这个
“
智慧矿
”
，就几乎是惟一最重要的途径，而要这样做，首先第一条，即必须立即开发中国人的第一判断力
——
真假判断力。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是智慧的竞争。过去是如此，今后，只会更加如此。我的年轻的同胞们，尽快让自己聪明起来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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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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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重审一切历史
——
《问历史》代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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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尼采的
“
重估一切价值
”
，但事实证明，他不过是螳螂挡车，历史的车轮把他压得粉碎，留下了一座思想的墓碑。今天我把矛头指向历史本身，提出
“
重审一切历史
”
。为什么要重审一切历史？因为历史之车载满了垃圾，它的庞大的重负以其巨大的惯性，正带着全人类冲向全面总崩溃的死亡悬崖的边缘。想要历史之车停下来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只有清除垃圾，减轻重负，使历史之车转向安全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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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车真是载满了垃圾吗？是的。即以中国人的历史而论，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垃圾。西方人的历史，或许比中国人强一些，但垃圾也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诸位可能以为我在泄愤，故作惊人之言。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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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原因有三：第一，不真；第二，不善；第三，不美。或者换言之，假、恶、丑的东西塞满了人类的历史。即以中国的二十五史而论，其中记载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帝王将相、官僚士宦、暴徒、骗子、说谎者，既无真的发现，又无善的发明，也无美的创造。这样的历史纯粹是中国人的精神负担，而极少可能提供创造新历史的精神动力。仅仅一部清史，据说就拉长到五千万字之巨。如此拖沓臃肿的历史记录，究竟能给中国的后人提供什么样真正有生命、智慧意义的东西呢？又以日本为例，竟由政府出面，公然捏造历史，以假历史引导日本青少年。这几天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及一百多位日本议员，又在蓄意扮演拜鬼的把戏。什么鬼？肆意侵略、杀害周边国家人民的恶鬼。其一而再，再而三的拜鬼的目的究竟何在？即在公然向全世界的人们宣示，他们无限怀念和颂扬其肆意侵略、杀害周边国家人民的恶鬼祖先，他们要坚决履行他们的遗志，继续与周边的国家民族再战，并对曾征服过他们的美国报仇雪恨。小泉口言
“
誓不再战
”
，而其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却明确告诉人们，这是多么标准的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而小泉的再度当选也说明，日本人之中，受错误历史毒害的比例竟有多么高。日本的当政者正在愚蠢地把日本民族带向罪恶的深渊。最近，接连有美国学者出版新书揭露，日本天皇裕仁才是二战中日本最高最大的战争罪犯，日本在二战中抢劫了大量黄金藏在菲律宾，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国当局的默认、纵容之下，让日本人蒙混过关的。美国人愚蠢的姑息养奸，已在沙特的拉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等事例中现眼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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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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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的教训能否让美国人真正清醒呢？自己豢养的走狗反过头来咬自己，还咬得不轻，美国人真正认识到了问题关键的所在吗？我要告诉美国人，日本人才是你最后的灾星。日本人才是中、美以及韩国人民未来最凶狠的敌人。关键就在看他的历史和他现今的政治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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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思想含金量的历史不是真历史、善历史、美历史，而是假、恶、丑的历史垃圾，是陷人类于罪恶、愚蠢的毒汁。人类不要历史垃圾，而要有生命、有智慧的，能提供后人以创造新历史的激情、知识、勇气的真历史、善历史和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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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什么去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凭我的新的人学逻辑和人学理论。我的新人学逻辑和理论是什么？最简单的表述是
“
阴阳、三行、六度
”
。或曰：
“
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三行，三行而六度，六度而轮回，轮回而万有
”
。具体言之，即是我把西方康德的先验逻辑与中国圣人老子的
“
三生万物
”
相互嫁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在我看来，西方哲学的思维，康德最高；中国人学的思维，老子最高。我深信，综合他们两人的思维方式为一体，将是新世纪人类思维革命的大方向，也是中西合璧的大方向。关于我的新人学逻辑和理论，不久我将有专著加以论述。但不妨指出，关于这种逻辑和理论的运用，其实在我的已出版的《问人性》和《问天命》两部著作中早已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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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迄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跨度约五千年，直到进入
21
世纪之前，留下了无数重大的历史结论，但关于人类的现状，至少如下三个结论是世人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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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人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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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人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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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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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的是智慧，强的是力量，多的是人口。精而尊，强而贵，多而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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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精，不只是今天精，而是在历史上长期以来精。犹太人按圣经的记载，有四千年漫长的历史记录。只是到了
20
世纪末，他们达到了最精，以致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全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全都属于德语民族，他们是自然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心理科学家的弗洛伊德。
20
世纪一百年总共产生了六百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犹太人却占据了其中的五分之一以上，而其总人口，在全世界不过占三百分之一。犹太人的精，我看人们是无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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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多，也不只是今天多，而是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多，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跨度接近五千年，中国这块大地从来人口繁衍旺盛，直到今天，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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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世人也不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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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显得最强，在他之前，尚有大英帝国、法兰西、德意志，以及更远的希腊
—
罗马帝国等。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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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某一层历史的结论，而是过去的历史对这些结论所揭示的原因：为什么犹太人最精，为什么美国人最强，为什么中国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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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上述的问题，我继续推出第二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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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是犹太人：摩西、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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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哲人是欧洲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近代的法国人笛卡尔、英国人休谟、德国人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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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是东方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孔子、老子、墨子和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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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极其崇尚信仰的真，哲人极其崇尚知识的善，圣人极其崇尚情感的美。顺便指出，真而善，善而美；不真不善，不真不美，不善不美。真、善、美的关系是层层累进、不可逆推的。正是因此，今天人们崇尚的美：美声、美色、美味、美女、美尚，等等，愈来愈丧失了它们内在真、善的底蕴，而变成了虚幻的喧嚣和诱人的邪恶。这种情形也愈来愈变成了今天新的历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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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三个历史结论，事实上也是世人所公认的。从这三个历史结论，应该可以认为，已经为前述的三个现实结论的原因作出了最有启迪意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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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是有因果的，人类的历史也不例外。研究历史的目的，正在于寻求这些因果，以及这些因果之所以成立的更深在的因果，中国人称之为
“
道
”
，西方人称之为
“
规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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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道
”
或
“
规律
”
的视点，来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我们只能非常悲哀地指出，既往的历史记录，绝大部分是掩盖
“
道
”
或
“
规律
”
的垃圾。阅读这样的历史，不仅空耗后人的生命，更错误地引导人类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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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何看待
“
道
”
或
“
规律
”
，也是大有问题的。关于
“
规律
”
，西方人总结出了不少的说法，诸如种种的
“
决定论
”
，例如种族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暴力权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决定论等等。现在看来，这一切单方面的决定论，全都是片面的，是缺乏真理性的，而这一切，又与他们西方哲学的二元论逻辑的思维方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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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的目的，不只是要提出
“
重审人类的一切历史
”
，当然首先是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提供重审人类历史的新的思维方法，以及为创造全人类未来新的历史的人类社会运动和个人行为的全新的指南
——
新的
“
道
”
或
“
规律
”
。这一切，与我一贯所倡导的新世纪人学逻辑的革命和人类思维方法的革命是相伴而行的。希望此书能获得广大读者朋友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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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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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中國人聰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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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學的目的是什麼？哲學就是愛智慧，說到這一點哲學是很重要的。智慧是什麼？智慧是定義一個人的最重要的依據，是人最本質的屬性。宇宙在產生之前是什麼呢？根據霍金提出的宇宙爆炸學說：宇宙的產生起源於最初的一次爆炸，最初宇宙只有黃豆那麼大小，透過劇烈的爆炸、膨脹，經歷了大約一百億年，才有了我們今天的這個地球。宇宙從無到有，那麼在有之前這個無是什麼？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對此作出解答，包括霍金這樣偉大的物理學家自己也不能回答。地球形成之後，大約經歷了
10
億年，地球上開始形成了生命。生命也是從無到有，不過生命的產生是在物質的基礎上產生的。首先在地球上形成的是單細胞生物，然後是多細胞生物，最後產生了植物和動物等高等生物，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在距今兩千萬年前，產生了猿人
——
人類的祖先。從而在物質的平臺上產生了有生命的物質，在生命的平臺上產生了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就在於人有智慧，只有當你的智慧發展了進化了，你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智慧程度的高低決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那些不開化的愚昧的民族就是文明程度很低的民族，也就是智慧程度很低的民族。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我們自己應該想一下在世界上處於一個什麼層次，是高呢？是低呢？如果在座的有人說我是中國人我很聰明！但是聰明不聰明智慧不智慧不是自我標榜的，不能像詩人那樣：我說我聰明就是聰明！行嗎？這裡是有一個衡量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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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是一個有特別文明的民族，那是因為中國人有兩大特點。第一大特點就是中國人口最多，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在
1000
多年前也就是當時的宋朝，中國的人口曾經達到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全人類兩個裏邊就有一個中國人。第二大特點就是中國的歷史非常連續從來沒有斷過，這在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在歷史上比中國古老的國家有幾個像埃及文化像兩河流域，但是他們現在在哪呢？湮滅了！但歷史比中國輝煌的卻沒有一個。現在在埃及生活的人曾是他們祖先的後代，但是他們的文字語言卻已經被同化了，古埃及文字也曾經是象形文字，但埃及人現在說的是阿拉伯語。古老的兩河流域也就是現在的伊拉克，然而兩河流域古老的文明也衰落了。至少有一點在四大文明中，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獨此一家。最大的表徵在與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中華民族的文化浩浩蕩蕩，所向匹敵。在
15
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無人能及。但
15
世紀後，西方文明的發展速度尤為迅速，他們在短短的幾百年時間了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中華民族在整個
5
千年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還大數萬倍。現在放眼一看有多少東西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沒有！你們一定會驚訝吧？但是這就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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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聰明嗎？我們提出了一個衡量的標準。第一個標準是中國人發現了什麼？第二個標準是中國人發明瞭什麼？第三個標準是中國人創新了什麼？發現的是什麼？發現的是永恒的規律，中國人沒發現。發明的是什麼？發明的普遍的技術，在科學基礎上的技術，以及藝術。創新的是什麼？創新的是思維的結構，跟思維有關的知識。這三點我們中國人基本上是空白。說起來我們中國人也非常自豪：你看有四大發明。中國的四大發明的卻很偉大，培根說過：
“
如果沒有四大發明的西傳，那麼西方文化在
15
世紀的躍進至少要推遲幾個世紀。
”
我們的四大發明為人類的智慧進步提供了非常了不起的物質基礎，這一點西方人不可能否認，人家也不否認。重要的是為什麼
15
世紀後西方人的智慧能夠突飛猛進，而我們中國人卻始終徘徊不前？關於這個問題，曾經有兩個思想家提出兩個問題。德國的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為什麼資本主義精神只發生在西歐的新教地區，而沒有發生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民族的地區。關於這個問題他專門創造了一門學問叫做宗教社會學。第二個思想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約瑟，他提出
15
世紀前在東方包括中國和印度在日常發明發、方面要遠遠超過西方，為什麼自然科學卻沒有在東方首先出現呢？關於這個問題全世界當時所有的哲學家思想家都試圖對此做出解答，李約瑟本人更是從原來的生物化學家完全專業變成專門研究中國科學技術歷史的專家。由一個西方人牽頭來寫一部中國人的科學技術史，我們的的確確應該感到羞愧。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人做出了回答，包括我自己，但是我認為只有一個人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回答了他，那個人就是英國的淮得海，他說我們西方人不僅會發明機器，而且發明瞭發明機器的機器。發明機器的機器是什麼呢？是思維的機器是思維的理論。思維的機器是什麼？是邏輯。我們的四大發明和我們的思維的機器沒關係，火藥，來自於道士煉丹，發現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東西弄點火就爆炸，火藥就這樣發現了，然後就把火藥應用於製造鞭炮，以及後來簡單的大炮，就沒人想到去問這木炭是什麼這硫磺是什麼？為什麼會爆炸，就沒有人提出一種理論去解釋這種現象。火藥發明就這樣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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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之間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大量的能量，從而發生了爆炸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們自己發現的，那些問題都是西方人解決的。我們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是因為我們的老祖宗發現不管怎麼樣去擺那塊磁鍼，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從而發明瞭指南針，然後它變成了我們用來看風水的工具，但沒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會這樣呢？西方人把或者些問題搞明白了，我們才知道磁和電是同時產生的。理論是人家的東西也是人家的發明的。中國人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一個只知道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的民族是一個不發達的民族！一個不能深究其所以然的民族又怎會進步呢？西方人把笛卡兒譽為西方哲學之父，他說過一句話：
“
我思故我在
”
。這句話說明瞭一個人會思考，他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會思考的人就是假人就是白活！我們活著是為了什麼？我們活著是為了提高整個人類的智慧，提供一塊磚一片瓦，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沒白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是不聰明的，中國人在近兩百年來被西方人稱為劣等民族，甚至還提供了一些所謂的科學的證據，他們說我們頭骨盧體積比西方人小，日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那所謂的科學依據就是他們在右腦開發的比我們中國人好！這些難道就是他們所謂的科學依據嗎？中國人的聰明與我們的人種和基因毫無關係，西方的聰明已經達到了極限，科學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核心是邏輯。中國人把《周易》當成占卜的工具，研究它的方向也是錯誤的，中國人研究《周易》時把簡單複雜化，所以越研究越糊塗；而當《周易》傳到西方，西方人從周易中找到了捷徑。萊布尼茨從研究八卦中得到了啟示，發明瞭二進位，又進一步發明瞭十進位。西方人把他們的研究成果投入到科學技術研究中從而產生了電腦，數位化的出現使人類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步走向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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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聰明嗎？從歷史、現實、目前所處的狀態來看，我們中國人並不聰明，在新的機器方面無所發明；在觀念方面也無所創造。我們的嘴在說人家的理論，我們的手在用人家的技術，我們的大腦在想人家已經想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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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有三個人是值得我們懷念的。孫中山提出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偉大目標，憲法一方面保護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另一方面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權利。第二個人就是陳獨秀，他提出的
“
德先生
”
與
“
賽先生
”
即民主和科學。第三個值得我們懷念的就是魯迅，他的兩篇著作《狂人日記》和《阿
Q
正傳》是值得我們中華民族永遠學習的。這兩篇著作都是魯迅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淚寫出來的。《狂人日記》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做了最簡單的論斷
—
吃人。
“
吃人
”
就是把每一個人的發明、創造的能力給淹沒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阿
Q
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
“
靈魂
”
，
“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
，幾乎從沒一個中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阿
Q
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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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提出憲政，陳獨秀先生教我們發揚民主與科學，魯迅先生用血和淚寫下了《狂人日記》和《阿
Q
正傳》。不能喚醒中國人的雄心壯志，就是吃人。我們不能被人
“
吃掉
”
，我們不能做阿
Q
，我們不要人憐憫，我門要做真正意義上的人，我思故我在。我的目標是為了我們中華民族建立一套人學，他是關於人的精神之學。在歷史上出現過神學、哲學，而人學是高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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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中國人絕對會聰明起來的，不聰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總有一天，中國會輝煌起來的，成為人類的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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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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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致三千年以后的地球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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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切能真正感到自己在为人类真、善、美的人性精神的增长方面没有白活的人，他都应该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的一生是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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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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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好。我是你们三千年前的同类。当你们发现我的这封致你们的信时，我早已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们的问候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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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后的你们，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生命太短暂了，尚不足一百年，我的知识也太有限了，没法跟你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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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尝言：
“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
看来，我也只好靠想象过去三千年前的古人来稍稍猜测你们心中的我了。虽然这也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显然，未来的三千年的变化，将不知比过去三千年的变化会更大更快到多少万万倍。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我深信，我和你们在终极的人性精神追求方面，大体上还是一致的。什么是终极的人性精神追求呢？我指的是，人的一生对真、善、美的永恒的追求。尽管对于三千年之后的你们的思考来说，关于真、善、美的内涵可能会比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要远为丰富、充实、细腻，这就如今天我们的思考会较之三千年前的古人要远为丰富、充实、细腻一样，但人性追求的根本的精神，我认为大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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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呢？就是关于万事万物以及人类自身存在的绝对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对这种规律的追求又可称之为对真理的追求。所以，真即绝对、客观、必然的存在规律，也即真理。对真理的追求，其实是人类无限的事业。所以我深信，即使到了三千年后的你们的时代，这种追求也是不可能完结的。只不过你们会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好比，今天的我们会比三千年前的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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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的古人讲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把追求真理曲解成了信仰上帝。上帝不仅取代了真理，而且成了创造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的造物主，真神。相对于三千年前的古人，我们今天的人类清醒地明白，万事万物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而是按照规律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而逐渐自然进化发生的。而关于真的道理，我相信，你们绝对会比我们更清醒更明白。在真的问题上，古人是迷信，我们是启蒙、是相信，而你们，我想应该是比我们不知高超了多少倍的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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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善呢？就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来为人类服务的普遍、相对、实际的效用。对这种知识及其效用的追求，即可称之为对善实的追求。对善实的追求同样是人类无限的事业。所以我深信，即使到了三千年后的你们的时代，这种追求也是不可能完结的，只不过你们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效用肯定会比我们更丰富得多，也更奇妙得多。这就好比我们比之三千年前的古人要更丰富得多、更奇妙得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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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的古人，尚属于文明极其不开化的时期。除了极少数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类还在过着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最常用的工具仍是树枝、石块。只有极少数地区的人类发明了青铜、发明了文字。直到公元前后的时期人类才进入了第一个文明的轴心时代，又直到近五百年，人类才开始建立起了完整的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实用的知识系统，也即科学技术系统。今天的人类正以高度发达的数字电讯、航空航天、原子夸克、激光核电、完全自动化的生产，以及基因密码、生物克隆等等科学知识和技术效能而傲视古人。但也可以想见，在三千年后的你们面前，我们也将不知会以比之古人之于我们的多少万倍的差距，而受到你们的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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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知识的增长是以愈来愈巨大的加速度向前扩展的，不要说三千年后将如何，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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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一个世纪，知识的增长就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三千年前的古人用的是石器，今天我们用的是核电，三千年后的你们将用的是什么呢？天啦，我真不敢设想，也根本没有能力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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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呢？美是绝对自由的情感，是基于真、善的精神成就，又超越真、善的精神境界的爱的利他的道德精神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中国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孔子曾经有过伟大的设想：
“
仁者爱人
”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可惜，孔子的设想，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只不过被少数极权统治者变成了驾驭人、统治人的幌子，成了不折不扣的骗人哄人的工具。我想，在三千年后的你们那里，或许已成为真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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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还曾说：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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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你们那里正是如此吧？如是，我应为你们庆幸，为你们祝福！虽然我们今天还远不及此，但我也并不为自己感到遗憾。因为，毕竟我也一直在为人类真、善、美的精神在本时代的进步尽量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为此目标奋斗。所以，我没有感到自己白活。我想，一切能真正感到自己在为人类真、善、美的人性精神的增长方面没有白活的人，他都应该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他的一生是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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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我应为你们庆幸，为你们祝福，但却不必对你们羡慕，当然，更谈不上对你们嫉妒，因为我的确尽力了。最后，谢谢你们能阅读我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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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三千年前的同类：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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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005
年
5
月
20
日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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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04|
谈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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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修养；对于掌握了某种权力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文化素养；而对于当今时代的政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来说，则应该视为对法治、对宪政原则努力坚持的一种文明教养。因为，只有在法治或宪政的前提下，人们的冒犯权威的思想、言论、新闻以及出版才可能得到宽容，并不仅仅是宽容，而且还进一步能够成为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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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谁也不愿穿着紧身衣过日子；同样，谁也不愿在一个时时刻刻受到别人监控的环境中俨如罪犯那般生活。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确大都活得像罪犯。中国老百姓怕官，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那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官，都是极权人治制度下的官，是权力高于一切，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境下的官。老百姓见官，绝对就像老鼠见猫、绵羊见虎、妇孺见蛇。所以，在中国人的今古贤文中，多有教诫子孙谨言慎行的箴言。如
“
拌君如伴虎
”
、
“
官大一级压死人
”
、
“
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不管，无事早归。
”
、
“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
、
“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
、
“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
、
“
忍的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
、
“
近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
、
“
莫谈国是，须防隔墙有耳。
”
、
“
见官莫向前，官来无好事。
”
、
“
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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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箴言可以想见，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心态是何等地无奈、何等地压抑、何等地阴暗，中国古代社会中怎能具有今天人们所说的
“
宽容
”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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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
“
焚书坑儒
”
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对思想、言论、出版、新闻，总之对一切语言文字极不宽容的非常不人道的历史之中。明清时代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害人、杀人的文字狱层出不穷，社会中特务横行，冤狱迭起。明朝自明太祖亲删【孟子】开始，便播下了文字狱的种子。明成祖因南昌知府叶惠仲在修【太祖实录】时如实记载了
“
靖难
”
事件，不仅杀死本人，而且诛连其同族。有明一朝，科场案、史祸、诗文祸、学术祸接连不断。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因文字而杀人的事件更加频繁、更加酷烈，构造了大量触目心惊、骇人听闻的历史记录。考官查嗣庭出题
“
维民所止
”(
语出【礼记
—
大学】
)
，被人附会为雍正砍去了脑袋，被雍正皇帝拿下大狱，病死狱中，还更死后戮尸、枭首，并族连诸兄。江西举人王锡侯把【康熙字典】按【尔雅】体例重排为【字贯】，因【提要
—
凡例】中教人如何避讳，举例把康熙、雍正的庙讳
“
玄
”
、
“
胤
”
开列出来，虽以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却引得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被
“
斩立决
”
，还祸及子孙。
……
。这就是中国极权统治者杀人不眨眼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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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现代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及文革中，也有人因为
“
偷听敌台
”
而被判罪，有人因不小心用报纸垫座把毛主席的画像露了出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更有因类似的原因而被判处死刑的。这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现实。何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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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到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似是宽容了许多，但与西方欧洲、美国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所保证的宽容相比，终归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差距之源，即在法治、宪政的能否实现。宪法高于一切，不论团体抑或个人，也不论官员抑或领袖。显然可见，实现宪政是达到社会宽容的最后底线。我们中国人应该为此作出坚定不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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